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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虽是诺奖得主，但在当下远非“热门”
罗曼·罗兰虽是诺奖得主，但在当下远非“热门”作者，其代表作《约翰·克里斯朵夫》长达百万字，通读也不易。然而，这部作品及其灵魂闪光，曾照亮不止一代对生活有真切追求的人，鲁迅、茅盾、巴金，当然还有翻译家傅雷……他们生命中都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身影。《约翰·克里斯朵夫》对他们的生命产生影响，或许有时代因素，或许因个人困境，或二者兼有，但根底大概都是罗曼·罗兰困惑的起点：“我应该怎么活着？”
罗兰因此寻求多年，最终敞开心灵，获得启悟，继而创作，把自己所得以作品的形式呈现给“必有一死的一切”。某种意义上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是罗兰对“怎么活”这一问题的郑重回答。
“我应该怎么活着”，是每个人或早或晚都要直面的核心问题。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展演了一个鲜活灵魂的世间轨迹，从出生到死亡/重生，苦闷、迷惘、反抗、战斗，愤慨暴躁、狂喜博爱，生命之河自然流动，内心丰盈而又驳杂，当一切沉淀如泥沙，最终等待克里斯朵夫的，是一切的“和谐”，一切的“融合”，如罗兰所说，“念念不忘的始终是融合。人与人之间的融合，人与宇宙的融合。”这是一个漫长、不确定，却又暗合某种超越人类测度的更高规律的流动过程，就如每个人的生命。
也许是因为《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这些特质，克里斯朵夫的命运又在一定程度上契合着自己的生命，《巴黎圣母院》译者管震湖选择在垂暮之年翻译它，及至当下译稿出版，他已去世十五年。关于为什么主动选择这部作品，译者女儿管可风说：“再也没有比这部巨著更能让一个饱经沧桑的老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实现对自己曲折漫长却已来日无多的生涯的回顾、自省与宣泄了。”此一译事，蕴含着译者的生命领悟。
管震湖（1924—2011），1946年毕业
管震湖（1924—2011），194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历任中学教员、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翻译了大量法语哲学、文学作品，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于2002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约翰-克里斯朵夫》
作者：[法]罗曼·罗兰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约翰·克里斯朵夫》的
“《约翰·克里斯朵夫》的
新京报：先从您父亲管震湖先生（1924年－2011年）聊起。他在垂暮之年翻译百万字之巨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据您所知及猜测，是出于什么原因？
翻译虽然不同于原创，在构思和表达上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在对象的选择上，在执着和投入的程度上，必然反映了译者的思考和意志，反映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杨绛先生翻译《堂吉诃德》，季羡林先生翻译佛教经典，我想应该也有类似的动机，包含了他们个人的生命感悟。感悟来自人生经历。
我父亲和约翰·克里斯朵夫，相隔了百年时空，一个是汲取了罗曼·罗兰思想脉络的英雄，一个是对自己的人生总结为“渺小”的一介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之间并非没有共同点，尤其是青年时期的管震湖，在追求“真理”、反抗社会不公方面，在热爱艺术和古典音乐方面，甚至在血气方刚的性情方面。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继承了五四青年的一些特质：革命+抒情+恋爱+音乐和艺术，父亲亦如此。比如他自由奔放的恋爱，写抒情诗，演话剧，特别是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一度使他在考大学时苦恼于英国文学和音乐指挥。而地下党活动，在追求对世界的认知的同时，对青年学生来说，又充满了浪漫、惊险和英雄主义。可以说那一代左翼青年以青春的激情投入革命、艺术、爱情，又从革命、艺术和爱情中汲取激情的源泉。
所以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是非常容易引起父
所以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是非常容易引起父亲这样知识分子的共鸣的。这本书不仅是他热爱的法国文学，更是他年轻时相信过、追求过的人生。克里斯朵夫的所有特征中，精神独立，追求自由，反抗社会不公、忍受孤独、坚持信仰等，父亲可能更倾倒于“坚持信仰”。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父亲有一个近乎宗教式的宣言：“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共产党人，那就是我。”记得有一天，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父亲隔着茶几走过来，突然道出这句话，我一时无言以对。后来我在他的回忆录中再次读到这句话。
管震湖，上世纪40年代末。
新京报：您父亲的回忆录和这本书的翻译是平行进行的吗？大概有什么样的内容？
管可风： 回忆录的撰写始于二十世纪90代后期，在着手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之前，时间的横轴上，回忆录的后期与翻译克里斯朵夫的初期是重叠的。从出生写到右派获得改正，大约20万字，重点涉及了人生的两次重大转折。首先是高中时接触到《共产党宣言》，其次是在反右过程中，既坦白了自己三番五次的自我批判，也记录了劳改期间被判定为“抗拒改造”因而延长了大半年的劳改时间。
从内容和时间上，我把回忆录和翻译克里斯朵夫看
从内容和时间上，我把回忆录和翻译克里斯朵夫看作同一系列的精神劳作，它们是父亲与自己一生的对话，一种艰难的反省和自我认同。在经历了太多波折和不得已之后，在望得见生命的终点、以回忆录的形式回顾人生之时，潜心于《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翻译，是父亲倾其所能做出的最具自由意志的选择。这一选择，较之经典可否被挑战等现实考量，更是“完成自我”的选择。回忆录亦可作如是说。当然，回忆录也是留给我的遗书。
新京报：您父亲及那一代人经历了一个波澜起伏的时代。
管可风： 是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把我父亲称作《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最后一个译者。这不是我骄妄，因为他是消失的一代，是的，消失了的一代。也许我说得有些偏颇，今后一定会有后来者翻译此书，会翻译得更贴近同一时代的读者。但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相信文学的力量，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从事过危险的活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有“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反右”和“文革”。这一代人的经历和精神结构和当今以及以后的知识分子必然是不一样的，在翻译过程中的“代入感”自然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必然渗透在字里行间。所以今后可能不会有人像父亲这一代人一样，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寻找自己的青春，证实自己的信仰。
《约翰·克里斯朵夫》插图，“黎明”。
“不燃烧，毋宁死”
“不燃烧，毋宁死”
新京报：翻译过程中，有没有哪些事情或细节让您记忆深刻？
管可风： 记得那时候家里有一间非常小的书房，6平方米，一张大桌子顶在墙边，上面放着一台大电脑。父亲个子小，人埋在高背转椅里，从后面看，除了稀疏的头发，几乎看不到他。地上堆着打印出来的稿子，桌子上也都是纸，纸上落了不少灰尘。这情景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对于我，提起父亲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脑子里就会出现这一无声无息的定格画面。另外，还有一个动态的情景：书房里有一个左右转动的电暖器，发红发热的那种，纸堆如果散落下来可能引起火灾。一天父亲不小心蹭到纸堆，上面的几张纸片飘落下来，很危险的，我要父亲整理一下纸堆，他回答：“不燃烧，毋宁死。”
新京报：这个反应或许可以反映您父亲某一方面的性格。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个人物，大致上也是燃烧型的，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对社会有很强的批判，心地纯净、热烈。
管可风： 大概因为在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
管可风： 大概因为在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所以这句话脱口而出，它也是父亲时而表现出的幽默。另外，我父亲还说过，自己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自己的一生是渺小的。后来我在他的回忆录中看到类似的表述，除了“大海中的一滴”和“渺小”之外，他进而称自己的一生为“卑微的一生”。读到“卑微”，我感到凄凉，其中该包含了多少自省与悔恨。总的来说，从他平常的言谈话语中也可以感觉到，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虽然他燃烧过、追求过、努力过，但是有太多的无奈和不得已。
不过我父亲的最后岁月，有一件事聊以慰藉。大约去世前五六年他被诊断为肺癌晚期。我姑姑是医生，我和姑姑商量后决定不告诉本人，虽然我通常认为绝症是应该告知本人的。没有告知父亲，一是因为他的症状不明显，更主要的是，我不想用我的意志去干预他的人生的最后阶段，虽然我不信教，还是决定听由上天的旨意，如果上天假以他时日，就让他按照本来的习惯活下去，工作下去。据我姑姑说，老年人的反应可能不是那么剧烈，余命或许比医生预测的长一些。姑姑还说，肺癌最典型的症状是转移到大脑和骨头，转移到骨头会非常疼，转移到大脑人会昏迷。幸运的是，应该说父亲人生中最大的幸运是，癌症虽然转移到了大脑和骨头，但是他不大疼，也没有长时间昏迷。我认为，这是上天对他坎坷人生的最大的补偿，也是我们每个人未必能够求得的。
管震湖，上世纪60年代。
新京报：现在这套书出版，距离翻译完已经十几年了，当时为什么没有及时出版？您父亲有没有对他的译稿可否出版、何时出版有自己的预想？
管可风： 在翻译的最后阶段我找了出版社，出版
管可风： 在翻译的最后阶段我找了出版社，出版社也和我父亲签了出版合同。之后我对译稿进行了整理，花了一些时间。此间出版社编辑辞职换了工作，结果我又另找出版社，前后因差不多的原因换了几家社。现在出版社是编辑与利润挂钩，编辑一走，稿子就悬空无着落了。加上疫情又耽误了不少时间。另一方面，我一直做出版工作，所以这部译稿和回忆录是全权交由我处理的。
另外，有出版界的朋友问我为什么是生活书店出版的，因为从三联的传统来说，他们不大涉足小说，何况是百万字的巨著。但是也正因为他们的这个传统，才更让我感到编辑们对此书的“反传统”的热情。所以我在“后记”中说：“我在年轻编辑们的眼中看到他们对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向往。”
新京报：您父亲的第一外语是英语，法语其实是第二外语，是什么契机让他使用法语，并进行翻译的？
管可风： 法语陪伴他走完人生，但契机却是偶然。抗美援朝回来之后，父亲转道北京回武汉，之前到新华社去见他的拜把大哥（大学期间，包括父亲在内的十个青年结为拜把兄弟，旨在更好地革命），大哥在新华社当干部，邀他到新华社工作。当时新华社缺法语人才，于是我父亲就开始使用法语，1954年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用的也是法语。就是说1953年抗美援朝回来之后一直用法语。回想起来，小时候他给我讲的故事，像《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海底两万里》等，都是法语书。甚至他的回忆录的一部分也是用法语写的，可见他对法语的执念。至于翻译工作，在新华社主要是翻译新闻稿，经过20年的沉寂后开始了迟来的文学翻译，在大学教的是翻译课。
《约翰·克里斯朵夫》插图，“反抗”。
《约翰·克里斯朵夫》插图，“反抗”。
“因心灵而伟大的人”
新京报：接下来聊一聊罗曼·罗兰创作《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时代背景。您在序言中也提到当时十九世纪末的“世纪末”病症。
管可风： 普法战争后欧洲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900年前后的巴黎被称为世界文化的中心，新艺术运动、象征主义、印象派蓬勃兴起，法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罗曼·罗兰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看到的却是繁荣表象之下被忽视的或者说是被隐藏的东西，比如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文化的庸俗化。这促使他要创造一个英雄，以对抗虚假的繁荣，尤其是对抗文学艺术创作方面的矫饰和虚伪。这些在《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五卷《广场上的集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反映出罗曼·罗兰深邃的时代洞察力。
新京报：说到创造一个“英雄”，罗曼·罗兰说，
新京报：说到创造一个“英雄”，罗曼·罗兰说，“我只称那些因心灵而伟大的人们为英雄。”
管可风： 他是这样说的。罗曼·罗兰界定的英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征服世界的人，而是创造精神价值者，是克服苦难，征服自我，照亮他人，承担时代痛苦的人。为此，必须经受苦恼和孤独的考验，在失败中保持理性和尊严。面对时代的大潮不随波逐流，不向庸俗妥协，追求真实与真理。面对生命，保持执着的爱。总之，英雄首先是精神的强者。当然，同时也是行动的强者。
新京报：罗兰笔下的英雄，有怎样的行动？
管可风： 罗兰早年热衷于莎士比亚，他从哈姆雷特洞察一切却迟于行动的悲剧中领悟出，只有行动者才有权继承思索者的权利。此书第4卷、第5卷比较集中地描述了克里斯朵夫在反抗社会不公，对抗艺术平庸和人性虚伪方面付出的巨大牺牲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这里暂且不细说，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始终没有停止使其成为一个英雄的行动。
作为凡人，他有偏颇，有激越，有迷惘，有因情欲
作为凡人，他有偏颇，有激越，有迷惘，有因情欲丧失自我的瞬间，但是所有这些失败，都因他最终坚守了自己的信念，遵循自己的良心行事而得到了克服。精神获得了不断的升华，行动也日趋理性和宽容。在第7卷《家居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克里斯朵夫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诚实地对待自己，对待他人的。他和一群平凡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他观察他们，努力理解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帮助他们。这种帮助也许谈不上是改变世界造福人类，却体现了对每一个生命的执着的爱。爱自己，爱他人，抗拒颓废和虚无主义，这正是英雄主义的一个侧面。罗曼·罗兰通过这些细节告诉我们，英雄主义对于我们普通人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约翰·克里斯朵夫》插图，“广场上的集市”。
新京报：归根结底，这些问题可以回溯到罗曼·罗兰年轻时极为严肃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应该怎么活着”。这大概是每个人都要自问的一个核心问题。罗曼·罗兰对此专心求索，也获得了他自己的答案。他的答案是什么？
管可风： 罗兰的“怎样活”，最早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妹妹4岁夭折了，小罗兰过早地目睹了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确实，人类因为有了超乎所有动物的死亡意识，才更加思考有限生命的价值，继而产生“我应该怎么活着”的问题，所谓“向死而生”。在罗兰，他早熟，体弱多病，总是被父母关在家中，使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囚徒，渴望寻找身心获得解放的途径。他向上帝求救，可是上帝没有回应他。这里有一点，也许是生活在不同于西方文明、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的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的，那就是罗曼·罗兰的宗教观。罗兰从小就深刻感到自己活着不能没有信仰，如他日后表白的：“我的灵魂生来指向上帝。”但是他又难以接受教堂里的上帝、人们告诉他的上帝。其结果是少年时代的罗兰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自己。他为此而苦恼。在第3卷《青春》中，小克里斯朵夫为失去上帝感到痛苦，向周围的人寻求答案，得到的不是似是而非的回应，就是矛盾百出的虚伪的说教，这一情节可以看作来自罗兰自身的体验。
罗兰渴求信仰，绝不是为了遁世，正相反，他需要
罗兰渴求信仰，绝不是为了遁世，正相反，他需要依靠信仰的力量解放自己的身心，克服死亡的恐惧，有意义有尊严地活下去，为此他寻找上帝。多年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上帝——大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三个启示，罗兰称之为“三道闪光”。第一道闪光发生在他16岁的时候，他在紧邻瑞士的费尔内看到辽阔的大自然，感到自己和大自然融为了一体，大自然是他“活着的上帝”。第二道闪光来自托尔斯泰。罗兰在《战争与和平》中读到被俘的彼埃尔透过月下的原野凝视远方放声大笑：“你们抓住了我不死的灵魂？哈，哈……”“我无所不在，我就是万物”时，不禁心头颤抖，因为罗兰曾被困在一个黑暗的隧道中，也发出过同样的笑声。顺便说一句，我年轻时读这一章节，边读边在内心描绘月夜下的彼埃尔。后来在电影银幕上看到这一场景时依旧十分感动。可是我没有发出“我就是万物”的笑声。平庸与天才的区别就在于此。
新京报：其实中国传统中，比如老子讲的“道”，与罗兰获得的切身体验或说获得的启示，某种意义上不无契合之处。那第三道闪光来自哪里？
管可风： 前两道闪光，如果说有赖于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话，那么第三道闪光则是一种哲理性的启迪，来自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原来，上帝即自然，自然即上帝，万物皆神性，自己也在永恒的上帝之中。通过这三道闪光，罗兰获得了自己的信仰，一种内在的、泛神论的人道主义信仰，相信人的内在的良知、自由意志、爱和艺术创造力都是神性的体现。在这一信仰的支撑下，22岁的罗兰为自己制定了行动的准则，也就是规定自己应该怎样活着，准则包括：确立生活目标，朝着目标努力，坚定意志，采取行动，帮助他人，行善。最后一条可以说是所有准则的基点：绝不停止寻求真理。我们可以看到，此后的罗兰，不管社会和自身的环境如何变化，岁月如何侵蚀他的肌体，他始终遵守了这些准则。
新京报：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念念不忘的始终是融合。人与人之间的融合，人与宇宙的融合。”这句话正中要害。无论是罗曼·罗兰创作的年代还是当下，人与人之间充满隔阂，乃至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无一例外。隔阂带来冲突与对抗，乃至战争。罗曼·罗兰的“融合”具有怎样的含义，又有怎样的当下意义？
管可风： 罗曼·罗兰对生命的思考，比如刚才讲
管可风： 罗曼·罗兰对生命的思考，比如刚才讲的，他信仰上帝即万物，任何一个个体都是上帝的一部分，因而是神性的，他由此获得了一种被他称作“大洋般”的感觉，一种个体消融于万物的体验。个体如同一滴水，虽然小，却终将融入大洋，成为永恒的大洋的一部分。这种“大洋感觉”让他意识到，每个生命不是孤立的，是整体的一部分。当有限的个体融入整体，就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走向永恒。那么当一个人体验到自我与万物相连，所有个体都是一个整体时，他自然会产生对所有生命的关注和爱，对所有弱者的怜悯和责任。
总之，对于罗曼·罗兰，大洋感觉是一种感官和灵魂的体验，永恒是罗兰对生命的形而上的理解，博爱是现实生活中的伦理。由此，在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充满隔阂乃至冲突和战争时，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呼吁民族间的平等和友爱。在这部小说的结尾，他让克里斯朵夫背负全人类的苦恼，跨过湍流，走向与宇宙融合的彼岸。至于融合在当下的意义，作为普通的生活者，我们个人有可能做到也意义重大的，是爱自己身边所有的生命。
管震湖，上世纪80年代。
“独立自由的灵魂”
新京报：就此书还有一个问题。《约翰·克里斯朵
新京报：就此书还有一个问题。《约翰·克里斯朵夫》已经有了几个版本，您觉得管先生的译本和其他译本有什么不同？
管可风： 其实也有读者问及和傅雷译本的异同。我年轻时读过傅译，但是后来没有重读过，所以无法做对比。不过在此书出版后的一次活动中，主持人念了全书结尾同一段法文的两个译文，那是达到彼岸前圣婴在湍流中对克里斯朵夫的呼喊。傅译是“走吧”，管译是“前进”。我觉得两种翻译反映出两位译者对原文的诠释和心境上的微妙区别。另外，我在管译中感到一种节奏，一种时而阻隔平铺直叙的节奏，这个节奏可能来自译者内心的波动。傅译在20世纪50年代初全面修订过，我猜测那时的译者心情要平和得多。如果再举一个管译的特点，那就是译注了。此书根植于以基督教和希腊哲学为基石的西方文明，有些地方对中国读者来说是生疏或者难解的。因此书中配有相当详尽的注释，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的理解。另外，我编写了60页的《罗曼·罗兰年表》，希望通过对时代背景的介绍和罗兰自身的文字，比如日记和书信，把罗兰的思想脉络和78年生涯中采取的主要行动展现给读者，向读者提供一个透过罗兰看他的伟大伙伴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视角。
新京报：您在“后记”中说：“《约翰·克里斯朵夫》问世以来激励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早期，我们可以追溯到鲁迅、郭沫若、梁宗岱、茅盾等人对此书或者对作者的介绍与褒扬。
管可风： 确实，许多事例是广为人知的。比如巴金多次提到《约翰·克里斯朵夫》对自己的影响。与巴金同时代的傅雷自不必说了。继他们之后有钱理群先生等。不过更触动我的是身边的例子。比如参与了管译的一位编辑，大学时期在图书馆遇到一位不知名的女生，通过《约翰 ·克里斯朵夫》，他们相识、相知，乃至定终身。所以我在“后记”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有一部“我与克里斯朵夫的青春记忆”。
《约翰·克里斯朵夫》被称为“成长小说”，常常
《约翰·克里斯朵夫》被称为“成长小说”，常常被看作是年轻人的读物，我们大多数人确实也是在年轻的时候读的。但有一个例子给了我另一个视角：这本书出版后我把样书送给一位做文艺评论的朋友，他回复说，为了重读此书不久前刚买了不同的版本。可这位朋友已不年轻，60岁，这让我意识到，《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值得有了一定人生阅历之后重读的。事实上，我在此书的编辑过程中发现自己年轻时未必读懂了它。当然，现在也不敢妄自说真的读懂了，但是在生命过了大半的今天，在理解了父亲那一代人的痛苦和奋斗的今天，我确实读出了与年轻时不同的意味，无论是在思考人生方面，还是在吟味文学意境方面。
新京报：最后，如果一语概括约翰·克里斯朵夫，您会怎么表达？
管可风： 独立自由的灵魂。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采写：张进；编辑：张进；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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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虽是诺奖得主，但在当下远非“热门”
罗曼·罗兰虽是诺奖得主，但在当下远非“热门”作者，其代表作《约翰·克里斯朵夫》长达百万字，通读也不易。然而，这部作品及其灵魂闪光，曾照亮不止一代对生活有真切追求的人，鲁迅、茅盾、巴金，当然还有翻译家傅雷……他们生命中都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身影。《约翰·克里斯朵夫》对他们的生命产生影响，或许有时代因素，或许因个人困境，或二者兼有，但根底大概都是罗曼·罗兰困惑的起点：“我应该怎么活着？”
罗兰因此寻求多年，最终敞开心灵，获得启悟，继而创作，把自己所得以作品的形式呈现给“必有一死的一切”。某种意义上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是罗兰对“怎么活”这一问题的郑重回答。
“我应该怎么活着”，是每个人或早或晚都要直面的核心问题。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展演了一个鲜活灵魂的世间轨迹，从出生到死亡/重生，苦闷、迷惘、反抗、战斗，愤慨暴躁、狂喜博爱，生命之河自然流动，内心丰盈而又驳杂，当一切沉淀如泥沙，最终等待克里斯朵夫的，是一切的“和谐”，一切的“融合”，如罗兰所说，“念念不忘的始终是融合。人与人之间的融合，人与宇宙的融合。”这是一个漫长、不确定，却又暗合某种超越人类测度的更高规律的流动过程，就如每个人的生命。
也许是因为《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这些特质，克里斯朵夫的命运又在一定程度上契合着自己的生命，《巴黎圣母院》译者管震湖选择在垂暮之年翻译它，及至当下译稿出版，他已去世十五年。关于为什么主动选择这部作品，译者女儿管可风说：“再也没有比这部巨著更能让一个饱经沧桑的老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实现对自己曲折漫长却已来日无多的生涯的回顾、自省与宣泄了。”此一译事，蕴含着译者的生命领悟。
管震湖（1924—2011），1946年毕业
管震湖（1924—2011），194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历任中学教员、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翻译了大量法语哲学、文学作品，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于2002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约翰-克里斯朵夫》
作者：[法]罗曼·罗兰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约翰·克里斯朵夫》的
“《约翰·克里斯朵夫》的
新京报：先从您父亲管震湖先生（1924年－2011年）聊起。他在垂暮之年翻译百万字之巨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据您所知及猜测，是出于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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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和约翰·克里斯朵夫，相隔了百年时空，一个是汲取了罗曼·罗兰思想脉络的英雄，一个是对自己的人生总结为“渺小”的一介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之间并非没有共同点，尤其是青年时期的管震湖，在追求“真理”、反抗社会不公方面，在热爱艺术和古典音乐方面，甚至在血气方刚的性情方面。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继承了五四青年的一些特质：革命+抒情+恋爱+音乐和艺术，父亲亦如此。比如他自由奔放的恋爱，写抒情诗，演话剧，特别是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一度使他在考大学时苦恼于英国文学和音乐指挥。而地下党活动，在追求对世界的认知的同时，对青年学生来说，又充满了浪漫、惊险和英雄主义。可以说那一代左翼青年以青春的激情投入革命、艺术、爱情，又从革命、艺术和爱情中汲取激情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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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是非常容易引起父亲这样知识分子的共鸣的。这本书不仅是他热爱的法国文学，更是他年轻时相信过、追求过的人生。克里斯朵夫的所有特征中，精神独立，追求自由，反抗社会不公、忍受孤独、坚持信仰等，父亲可能更倾倒于“坚持信仰”。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父亲有一个近乎宗教式的宣言：“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共产党人，那就是我。”记得有一天，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父亲隔着茶几走过来，突然道出这句话，我一时无言以对。后来我在他的回忆录中再次读到这句话。
管震湖，上世纪40年代末。
新京报：您父亲的回忆录和这本书的翻译是平行进行的吗？大概有什么样的内容？
管可风： 回忆录的撰写始于二十世纪90代后期，在着手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之前，时间的横轴上，回忆录的后期与翻译克里斯朵夫的初期是重叠的。从出生写到右派获得改正，大约20万字，重点涉及了人生的两次重大转折。首先是高中时接触到《共产党宣言》，其次是在反右过程中，既坦白了自己三番五次的自我批判，也记录了劳改期间被判定为“抗拒改造”因而延长了大半年的劳改时间。
从内容和时间上，我把回忆录和翻译克里斯朵夫看
从内容和时间上，我把回忆录和翻译克里斯朵夫看作同一系列的精神劳作，它们是父亲与自己一生的对话，一种艰难的反省和自我认同。在经历了太多波折和不得已之后，在望得见生命的终点、以回忆录的形式回顾人生之时，潜心于《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翻译，是父亲倾其所能做出的最具自由意志的选择。这一选择，较之经典可否被挑战等现实考量，更是“完成自我”的选择。回忆录亦可作如是说。当然，回忆录也是留给我的遗书。
新京报：您父亲及那一代人经历了一个波澜起伏的时代。
管可风： 是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把我父亲称作《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最后一个译者。这不是我骄妄，因为他是消失的一代，是的，消失了的一代。也许我说得有些偏颇，今后一定会有后来者翻译此书，会翻译得更贴近同一时代的读者。但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相信文学的力量，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从事过危险的活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有“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反右”和“文革”。这一代人的经历和精神结构和当今以及以后的知识分子必然是不一样的，在翻译过程中的“代入感”自然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必然渗透在字里行间。所以今后可能不会有人像父亲这一代人一样，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寻找自己的青春，证实自己的信仰。
《约翰·克里斯朵夫》插图，“黎明”。
“不燃烧，毋宁死”
“不燃烧，毋宁死”
新京报：翻译过程中，有没有哪些事情或细节让您记忆深刻？
管可风： 记得那时候家里有一间非常小的书房，6平方米，一张大桌子顶在墙边，上面放着一台大电脑。父亲个子小，人埋在高背转椅里，从后面看，除了稀疏的头发，几乎看不到他。地上堆着打印出来的稿子，桌子上也都是纸，纸上落了不少灰尘。这情景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对于我，提起父亲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脑子里就会出现这一无声无息的定格画面。另外，还有一个动态的情景：书房里有一个左右转动的电暖器，发红发热的那种，纸堆如果散落下来可能引起火灾。一天父亲不小心蹭到纸堆，上面的几张纸片飘落下来，很危险的，我要父亲整理一下纸堆，他回答：“不燃烧，毋宁死。”
新京报：这个反应或许可以反映您父亲某一方面的性格。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个人物，大致上也是燃烧型的，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对社会有很强的批判，心地纯净、热烈。
管可风： 大概因为在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
管可风： 大概因为在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所以这句话脱口而出，它也是父亲时而表现出的幽默。另外，我父亲还说过，自己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自己的一生是渺小的。后来我在他的回忆录中看到类似的表述，除了“大海中的一滴”和“渺小”之外，他进而称自己的一生为“卑微的一生”。读到“卑微”，我感到凄凉，其中该包含了多少自省与悔恨。总的来说，从他平常的言谈话语中也可以感觉到，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虽然他燃烧过、追求过、努力过，但是有太多的无奈和不得已。
不过我父亲的最后岁月，有一件事聊以慰藉。大约去世前五六年他被诊断为肺癌晚期。我姑姑是医生，我和姑姑商量后决定不告诉本人，虽然我通常认为绝症是应该告知本人的。没有告知父亲，一是因为他的症状不明显，更主要的是，我不想用我的意志去干预他的人生的最后阶段，虽然我不信教，还是决定听由上天的旨意，如果上天假以他时日，就让他按照本来的习惯活下去，工作下去。据我姑姑说，老年人的反应可能不是那么剧烈，余命或许比医生预测的长一些。姑姑还说，肺癌最典型的症状是转移到大脑和骨头，转移到骨头会非常疼，转移到大脑人会昏迷。幸运的是，应该说父亲人生中最大的幸运是，癌症虽然转移到了大脑和骨头，但是他不大疼，也没有长时间昏迷。我认为，这是上天对他坎坷人生的最大的补偿，也是我们每个人未必能够求得的。
管震湖，上世纪60年代。
新京报：现在这套书出版，距离翻译完已经十几年了，当时为什么没有及时出版？您父亲有没有对他的译稿可否出版、何时出版有自己的预想？
管可风： 在翻译的最后阶段我找了出版社，出版
管可风： 在翻译的最后阶段我找了出版社，出版社也和我父亲签了出版合同。之后我对译稿进行了整理，花了一些时间。此间出版社编辑辞职换了工作，结果我又另找出版社，前后因差不多的原因换了几家社。现在出版社是编辑与利润挂钩，编辑一走，稿子就悬空无着落了。加上疫情又耽误了不少时间。另一方面，我一直做出版工作，所以这部译稿和回忆录是全权交由我处理的。
另外，有出版界的朋友问我为什么是生活书店出版的，因为从三联的传统来说，他们不大涉足小说，何况是百万字的巨著。但是也正因为他们的这个传统，才更让我感到编辑们对此书的“反传统”的热情。所以我在“后记”中说：“我在年轻编辑们的眼中看到他们对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向往。”
新京报：您父亲的第一外语是英语，法语其实是第二外语，是什么契机让他使用法语，并进行翻译的？
管可风： 法语陪伴他走完人生，但契机却是偶然。抗美援朝回来之后，父亲转道北京回武汉，之前到新华社去见他的拜把大哥（大学期间，包括父亲在内的十个青年结为拜把兄弟，旨在更好地革命），大哥在新华社当干部，邀他到新华社工作。当时新华社缺法语人才，于是我父亲就开始使用法语，1954年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用的也是法语。就是说1953年抗美援朝回来之后一直用法语。回想起来，小时候他给我讲的故事，像《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海底两万里》等，都是法语书。甚至他的回忆录的一部分也是用法语写的，可见他对法语的执念。至于翻译工作，在新华社主要是翻译新闻稿，经过20年的沉寂后开始了迟来的文学翻译，在大学教的是翻译课。
《约翰·克里斯朵夫》插图，“反抗”。
《约翰·克里斯朵夫》插图，“反抗”。
“因心灵而伟大的人”
新京报：接下来聊一聊罗曼·罗兰创作《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时代背景。您在序言中也提到当时十九世纪末的“世纪末”病症。
管可风： 普法战争后欧洲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900年前后的巴黎被称为世界文化的中心，新艺术运动、象征主义、印象派蓬勃兴起，法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罗曼·罗兰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看到的却是繁荣表象之下被忽视的或者说是被隐藏的东西，比如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文化的庸俗化。这促使他要创造一个英雄，以对抗虚假的繁荣，尤其是对抗文学艺术创作方面的矫饰和虚伪。这些在《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五卷《广场上的集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反映出罗曼·罗兰深邃的时代洞察力。
新京报：说到创造一个“英雄”，罗曼·罗兰说，
新京报：说到创造一个“英雄”，罗曼·罗兰说，“我只称那些因心灵而伟大的人们为英雄。”
管可风： 他是这样说的。罗曼·罗兰界定的英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征服世界的人，而是创造精神价值者，是克服苦难，征服自我，照亮他人，承担时代痛苦的人。为此，必须经受苦恼和孤独的考验，在失败中保持理性和尊严。面对时代的大潮不随波逐流，不向庸俗妥协，追求真实与真理。面对生命，保持执着的爱。总之，英雄首先是精神的强者。当然，同时也是行动的强者。
新京报：罗兰笔下的英雄，有怎样的行动？
管可风： 罗兰早年热衷于莎士比亚，他从哈姆雷特洞察一切却迟于行动的悲剧中领悟出，只有行动者才有权继承思索者的权利。此书第4卷、第5卷比较集中地描述了克里斯朵夫在反抗社会不公，对抗艺术平庸和人性虚伪方面付出的巨大牺牲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这里暂且不细说，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始终没有停止使其成为一个英雄的行动。
作为凡人，他有偏颇，有激越，有迷惘，有因情欲
作为凡人，他有偏颇，有激越，有迷惘，有因情欲丧失自我的瞬间，但是所有这些失败，都因他最终坚守了自己的信念，遵循自己的良心行事而得到了克服。精神获得了不断的升华，行动也日趋理性和宽容。在第7卷《家居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克里斯朵夫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诚实地对待自己，对待他人的。他和一群平凡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他观察他们，努力理解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帮助他们。这种帮助也许谈不上是改变世界造福人类，却体现了对每一个生命的执着的爱。爱自己，爱他人，抗拒颓废和虚无主义，这正是英雄主义的一个侧面。罗曼·罗兰通过这些细节告诉我们，英雄主义对于我们普通人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约翰·克里斯朵夫》插图，“广场上的集市”。
新京报：归根结底，这些问题可以回溯到罗曼·罗兰年轻时极为严肃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应该怎么活着”。这大概是每个人都要自问的一个核心问题。罗曼·罗兰对此专心求索，也获得了他自己的答案。他的答案是什么？
管可风： 罗兰的“怎样活”，最早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妹妹4岁夭折了，小罗兰过早地目睹了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确实，人类因为有了超乎所有动物的死亡意识，才更加思考有限生命的价值，继而产生“我应该怎么活着”的问题，所谓“向死而生”。在罗兰，他早熟，体弱多病，总是被父母关在家中，使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囚徒，渴望寻找身心获得解放的途径。他向上帝求救，可是上帝没有回应他。这里有一点，也许是生活在不同于西方文明、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的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的，那就是罗曼·罗兰的宗教观。罗兰从小就深刻感到自己活着不能没有信仰，如他日后表白的：“我的灵魂生来指向上帝。”但是他又难以接受教堂里的上帝、人们告诉他的上帝。其结果是少年时代的罗兰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自己。他为此而苦恼。在第3卷《青春》中，小克里斯朵夫为失去上帝感到痛苦，向周围的人寻求答案，得到的不是似是而非的回应，就是矛盾百出的虚伪的说教，这一情节可以看作来自罗兰自身的体验。
罗兰渴求信仰，绝不是为了遁世，正相反，他需要
罗兰渴求信仰，绝不是为了遁世，正相反，他需要依靠信仰的力量解放自己的身心，克服死亡的恐惧，有意义有尊严地活下去，为此他寻找上帝。多年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上帝——大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三个启示，罗兰称之为“三道闪光”。第一道闪光发生在他16岁的时候，他在紧邻瑞士的费尔内看到辽阔的大自然，感到自己和大自然融为了一体，大自然是他“活着的上帝”。第二道闪光来自托尔斯泰。罗兰在《战争与和平》中读到被俘的彼埃尔透过月下的原野凝视远方放声大笑：“你们抓住了我不死的灵魂？哈，哈……”“我无所不在，我就是万物”时，不禁心头颤抖，因为罗兰曾被困在一个黑暗的隧道中，也发出过同样的笑声。顺便说一句，我年轻时读这一章节，边读边在内心描绘月夜下的彼埃尔。后来在电影银幕上看到这一场景时依旧十分感动。可是我没有发出“我就是万物”的笑声。平庸与天才的区别就在于此。
新京报：其实中国传统中，比如老子讲的“道”，与罗兰获得的切身体验或说获得的启示，某种意义上不无契合之处。那第三道闪光来自哪里？
管可风： 前两道闪光，如果说有赖于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话，那么第三道闪光则是一种哲理性的启迪，来自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原来，上帝即自然，自然即上帝，万物皆神性，自己也在永恒的上帝之中。通过这三道闪光，罗兰获得了自己的信仰，一种内在的、泛神论的人道主义信仰，相信人的内在的良知、自由意志、爱和艺术创造力都是神性的体现。在这一信仰的支撑下，22岁的罗兰为自己制定了行动的准则，也就是规定自己应该怎样活着，准则包括：确立生活目标，朝着目标努力，坚定意志，采取行动，帮助他人，行善。最后一条可以说是所有准则的基点：绝不停止寻求真理。我们可以看到，此后的罗兰，不管社会和自身的环境如何变化，岁月如何侵蚀他的肌体，他始终遵守了这些准则。
新京报：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念念不忘的始终是融合。人与人之间的融合，人与宇宙的融合。”这句话正中要害。无论是罗曼·罗兰创作的年代还是当下，人与人之间充满隔阂，乃至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无一例外。隔阂带来冲突与对抗，乃至战争。罗曼·罗兰的“融合”具有怎样的含义，又有怎样的当下意义？
管可风： 罗曼·罗兰对生命的思考，比如刚才讲
管可风： 罗曼·罗兰对生命的思考，比如刚才讲的，他信仰上帝即万物，任何一个个体都是上帝的一部分，因而是神性的，他由此获得了一种被他称作“大洋般”的感觉，一种个体消融于万物的体验。个体如同一滴水，虽然小，却终将融入大洋，成为永恒的大洋的一部分。这种“大洋感觉”让他意识到，每个生命不是孤立的，是整体的一部分。当有限的个体融入整体，就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走向永恒。那么当一个人体验到自我与万物相连，所有个体都是一个整体时，他自然会产生对所有生命的关注和爱，对所有弱者的怜悯和责任。
总之，对于罗曼·罗兰，大洋感觉是一种感官和灵魂的体验，永恒是罗兰对生命的形而上的理解，博爱是现实生活中的伦理。由此，在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充满隔阂乃至冲突和战争时，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呼吁民族间的平等和友爱。在这部小说的结尾，他让克里斯朵夫背负全人类的苦恼，跨过湍流，走向与宇宙融合的彼岸。至于融合在当下的意义，作为普通的生活者，我们个人有可能做到也意义重大的，是爱自己身边所有的生命。
管震湖，上世纪80年代。
“独立自由的灵魂”
新京报：就此书还有一个问题。《约翰·克里斯朵
新京报：就此书还有一个问题。《约翰·克里斯朵夫》已经有了几个版本，您觉得管先生的译本和其他译本有什么不同？
管可风： 其实也有读者问及和傅雷译本的异同。我年轻时读过傅译，但是后来没有重读过，所以无法做对比。不过在此书出版后的一次活动中，主持人念了全书结尾同一段法文的两个译文，那是达到彼岸前圣婴在湍流中对克里斯朵夫的呼喊。傅译是“走吧”，管译是“前进”。我觉得两种翻译反映出两位译者对原文的诠释和心境上的微妙区别。另外，我在管译中感到一种节奏，一种时而阻隔平铺直叙的节奏，这个节奏可能来自译者内心的波动。傅译在20世纪50年代初全面修订过，我猜测那时的译者心情要平和得多。如果再举一个管译的特点，那就是译注了。此书根植于以基督教和希腊哲学为基石的西方文明，有些地方对中国读者来说是生疏或者难解的。因此书中配有相当详尽的注释，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的理解。另外，我编写了60页的《罗曼·罗兰年表》，希望通过对时代背景的介绍和罗兰自身的文字，比如日记和书信，把罗兰的思想脉络和78年生涯中采取的主要行动展现给读者，向读者提供一个透过罗兰看他的伟大伙伴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视角。
新京报：您在“后记”中说：“《约翰·克里斯朵夫》问世以来激励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早期，我们可以追溯到鲁迅、郭沫若、梁宗岱、茅盾等人对此书或者对作者的介绍与褒扬。
管可风： 确实，许多事例是广为人知的。比如巴金多次提到《约翰·克里斯朵夫》对自己的影响。与巴金同时代的傅雷自不必说了。继他们之后有钱理群先生等。不过更触动我的是身边的例子。比如参与了管译的一位编辑，大学时期在图书馆遇到一位不知名的女生，通过《约翰 ·克里斯朵夫》，他们相识、相知，乃至定终身。所以我在“后记”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有一部“我与克里斯朵夫的青春记忆”。
《约翰·克里斯朵夫》被称为“成长小说”，常常
《约翰·克里斯朵夫》被称为“成长小说”，常常被看作是年轻人的读物，我们大多数人确实也是在年轻的时候读的。但有一个例子给了我另一个视角：这本书出版后我把样书送给一位做文艺评论的朋友，他回复说，为了重读此书不久前刚买了不同的版本。可这位朋友已不年轻，60岁，这让我意识到，《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值得有了一定人生阅历之后重读的。事实上，我在此书的编辑过程中发现自己年轻时未必读懂了它。当然，现在也不敢妄自说真的读懂了，但是在生命过了大半的今天，在理解了父亲那一代人的痛苦和奋斗的今天，我确实读出了与年轻时不同的意味，无论是在思考人生方面，还是在吟味文学意境方面。
新京报：最后，如果一语概括约翰·克里斯朵夫，您会怎么表达？
管可风： 独立自由的灵魂。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采写：张进；编辑：张进；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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