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大街283号是一栋建成于上

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大街283号是一栋建成于上世纪初的欧式砖木结构建筑。青灰色的砖墙带着岁月冲刷留下的斑驳痕迹，雕花檐口和拱形窗洞还保留着当年建造时的精致工艺。这里曾经是几任商家的店铺，见证了道外商贸街区近百年的起落沉浮。墙面砖块缝隙里的尘土，都藏着老哈尔滨人对这条街的零碎记忆。如今入口处挂着文保单位的标识牌。经过保护性修缮后，这栋建筑既保留了老建筑的肌理，也被重新利用起来，静静守在靖宇大街的街角，看着行人来来往往。

从远处就可以很清楚地认出那座楼：有典型的中华巴洛克式门脸，拱形窗，柱上原有雕花，只是经岁月摩挲之后已经看不清细部，尚能见到大致轮廓。原楼只有两层，底层为商铺，楼上原系办公之用。外壁刷着一层淡绿色，这应该是前几年修复时刷的。

前几年，我回故乡时特意站在这楼前，看了很久。

若不跟别人讲，一般人都会认为此楼没有特别之处。而正因它极其普通，所以一百多年前，这里曾出过哈尔滨最大的民办报纸。那时候的哈尔滨，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松花江边上是码头和仓库，中央大街铺着石头，马车跑起来咯噔咯噔响。这份报纸叫《国际协报》，1918年7月在长春创刊。三个年轻人——张复生、吴逖远、吴作明，凑在一块儿，觉得国家在国际上总吃亏，得办份报纸发出声音。那会儿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国际局势乱成一锅粥。他们给报纸起了这么个名字，是真心想着“国际协作”这回事的。

1919年10月，他们把报社搬到了哈尔滨。为

1919年10月，他们把报社搬到了哈尔滨。为啥搬？长春还是小地方，哈尔滨不一样——中东铁路修过来，商贾云集，洋行林立，是东北最热闹的口岸。张复生是个有眼光的人，他清楚地认识到：报纸要活，就一定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办。

就这样一搬，搬出了名堂。由于当时一天就出两大张，故而当年可算不小的规模。从长春带到哈尔滨时，订户只有几百户；到了哈尔滨以后，立刻涨到一千二百多户。东北易帜之后，全社员工已达百人，印刷设备又做了更新，因此一天能出三大张，发行量七千五百多份。不仅哈尔滨人订阅，东北各处乃至日本、朝鲜都有人订。若放到今天，就是典型的省级大报的阵势。

令我感兴趣的不是文中所列的各种数字，而是报纸上所载的各种内容。它的副刊曾先后叫过《蓓蕾》《灿星》《蔷薇》，由此不难体会办报者心中有柔软、有热忱。1927年《蓓蕾》刚创办时，所载全部是青年学生写的文字。而当时哈尔滨的年轻人与今日截然不同，他们脑子里想的绝不是房子车子，而是国家往何处去、人应当怎样活。因此，那些文章若放到今天读来确实有几分稚气，但是那种赤诚、认真的精神，让人动容。

1928年，《灿星》副刊开始登载外国文学作品。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都是俄国举足轻重的作家，又恰逢哈尔滨离俄国极近，街头常见俄国人——卖面包的、拉手风琴的、教钢琴的，皆是俄国文化传播的活载体。因此哈尔滨的报纸很自然地浸润着俄国文学的气息。当时读者见报上所载托尔斯泰小说的翻译，心中的新奇感、满足感，与今日刷手机看世界新闻时的感受，有异曲同工之妙。

1929年开始，《蔷薇》周刊上就出现了金剑啸

1929年开始，《蔷薇》周刊上就出现了金剑啸的名字。他是左翼文化人，文笔锋利，有刀锋般的锐气，后来成了东北左翼文学举足轻重的人物。更难得的是，金剑啸不只写文章，而且会画画，能为报纸画插图。彼时的文人大多是多面手，写、画、编、排各种本领兼备，一人之力可抵数人之用。

毋庸讳言，萧红、白朗二人是最有名的。这两个名字，如今爱好文学的人无人不知。但她们当年只是普通的年轻姑娘，写完东西不知往何处投稿，幸而《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发现了她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加以修改，一篇一篇地予以发表。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便是发表在该报副刊上。当时她尚未成名，穷得连一件棉袄都穿不起，却能以文字见血见肉，写得真挚动人，令读者肝肠为之震动。副刊的编辑是谁呢？我记不太清楚了，只知道他坐在我今天所站的这栋楼里，拆开信封，抽出稿纸，一目扫过，眼睛便亮起来。

有人把《国际协报》恰如其分地称为“东北作家群的摇篮”，绝不是溢美之词——摇篮的作用，就是让婴儿躺进去，摇着摇着就长大。没有这个摇篮，萧红、白朗诸人或要走更长的弯路，也极有可能就此被埋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哈尔滨的局势十分紧张。日本军队已经开入，枪炮声尚远，而人心已在慌乱之中。社长张复生没有跑，没有躲，坐在大楼的办公室里抽烟写文，题目就是《日本军队能如此侵占东北？》。单从句式看这是个问句，但其语气分明是骂人。文章对马占山及江桥抗战诸将士大力颂扬：称赞他们是好样的，说东北人绝不能跪下。这些话在当时皆属危险之言，但他写了，报纸也登了。可以想见，那几天报纸印出来以后，读者争相购买阅读，看到以后大概要攥紧拳头、怒目横眉。相信换作是我，也必然如此。

日本当局自然不会一直容忍。他们忍到1937年

日本当局自然不会一直容忍。他们忍到1937年，再也忍不下去了。原因很简单：当时这家报纸大量采用外国通讯稿，路透社、美联社、塔斯社的稿件比比皆是，日本人自然认为这是拆自己的台。于是日本人施加压力，找种种借口，最终逼其关门。

《国际协报》就这么停了。二十年的历史，被侵略者很自然、很干脆地掐断了。

我站在靖宇大街283号门口，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这些事。

楼里住户几经更换。前几年，一楼还是五金铺子，卷帘门半开，货架上摆满了管子、螺丝、电线；二楼窗户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知楼内住着何人。

我又在楼前人行道上站了十几分钟，见路人很少。

我又在楼前人行道上站了十几分钟，见路人很少。有位大爷骑三轮车经过，朝我看了眼，没有说话。

没人知道这栋楼的历史。不过，知道了也无妨，大概也就是那样罢了。

我始终觉得，有若干东西是留在这儿的，既不在墙上，也不在牌子上，而是在空气之中。因此，站在这里静立片刻，便真能听见一百年前铅字排版时咔咔的声响，能听见印刷机滚筒转动的嗡嗡声，能听见报童在街口高声叫卖：“看报看报——《国际协报》！”各种声音早已消散，但这栋楼似乎把它们都妥帖地保存着。

风又吹起来了。我竖了竖领子，然后往回走。走了几步，回头看看。楼仍然是那座楼，灰突突的，立在街边，同街边诸物没有丝毫不同——但是，它实际上不一样。

靖宇大街283号是个值得路过的地方。不妨去走

靖宇大街283号是个值得路过的地方。不妨去走一走，不必带什么东西，就站一会儿，自然地想一想那些写文章的人、排版编稿子的人、送报的人，自然地想一想《国际协报》。它虽早已停刊，可是它所刊印的文字至今仍活着——活在各种书籍之中，也活在若干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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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大街283号是一栋建成于上

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大街283号是一栋建成于上世纪初的欧式砖木结构建筑。青灰色的砖墙带着岁月冲刷留下的斑驳痕迹，雕花檐口和拱形窗洞还保留着当年建造时的精致工艺。这里曾经是几任商家的店铺，见证了道外商贸街区近百年的起落沉浮。墙面砖块缝隙里的尘土，都藏着老哈尔滨人对这条街的零碎记忆。如今入口处挂着文保单位的标识牌。经过保护性修缮后，这栋建筑既保留了老建筑的肌理，也被重新利用起来，静静守在靖宇大街的街角，看着行人来来往往。

从远处就可以很清楚地认出那座楼：有典型的中华巴洛克式门脸，拱形窗，柱上原有雕花，只是经岁月摩挲之后已经看不清细部，尚能见到大致轮廓。原楼只有两层，底层为商铺，楼上原系办公之用。外壁刷着一层淡绿色，这应该是前几年修复时刷的。

前几年，我回故乡时特意站在这楼前，看了很久。

若不跟别人讲，一般人都会认为此楼没有特别之处。而正因它极其普通，所以一百多年前，这里曾出过哈尔滨最大的民办报纸。那时候的哈尔滨，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松花江边上是码头和仓库，中央大街铺着石头，马车跑起来咯噔咯噔响。这份报纸叫《国际协报》，1918年7月在长春创刊。三个年轻人——张复生、吴逖远、吴作明，凑在一块儿，觉得国家在国际上总吃亏，得办份报纸发出声音。那会儿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国际局势乱成一锅粥。他们给报纸起了这么个名字，是真心想着“国际协作”这回事的。

1919年10月，他们把报社搬到了哈尔滨。为

1919年10月，他们把报社搬到了哈尔滨。为啥搬？长春还是小地方，哈尔滨不一样——中东铁路修过来，商贾云集，洋行林立，是东北最热闹的口岸。张复生是个有眼光的人，他清楚地认识到：报纸要活，就一定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办。

就这样一搬，搬出了名堂。由于当时一天就出两大张，故而当年可算不小的规模。从长春带到哈尔滨时，订户只有几百户；到了哈尔滨以后，立刻涨到一千二百多户。东北易帜之后，全社员工已达百人，印刷设备又做了更新，因此一天能出三大张，发行量七千五百多份。不仅哈尔滨人订阅，东北各处乃至日本、朝鲜都有人订。若放到今天，就是典型的省级大报的阵势。

令我感兴趣的不是文中所列的各种数字，而是报纸上所载的各种内容。它的副刊曾先后叫过《蓓蕾》《灿星》《蔷薇》，由此不难体会办报者心中有柔软、有热忱。1927年《蓓蕾》刚创办时，所载全部是青年学生写的文字。而当时哈尔滨的年轻人与今日截然不同，他们脑子里想的绝不是房子车子，而是国家往何处去、人应当怎样活。因此，那些文章若放到今天读来确实有几分稚气，但是那种赤诚、认真的精神，让人动容。

1928年，《灿星》副刊开始登载外国文学作品。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都是俄国举足轻重的作家，又恰逢哈尔滨离俄国极近，街头常见俄国人——卖面包的、拉手风琴的、教钢琴的，皆是俄国文化传播的活载体。因此哈尔滨的报纸很自然地浸润着俄国文学的气息。当时读者见报上所载托尔斯泰小说的翻译，心中的新奇感、满足感，与今日刷手机看世界新闻时的感受，有异曲同工之妙。

1929年开始，《蔷薇》周刊上就出现了金剑啸

1929年开始，《蔷薇》周刊上就出现了金剑啸的名字。他是左翼文化人，文笔锋利，有刀锋般的锐气，后来成了东北左翼文学举足轻重的人物。更难得的是，金剑啸不只写文章，而且会画画，能为报纸画插图。彼时的文人大多是多面手，写、画、编、排各种本领兼备，一人之力可抵数人之用。

毋庸讳言，萧红、白朗二人是最有名的。这两个名字，如今爱好文学的人无人不知。但她们当年只是普通的年轻姑娘，写完东西不知往何处投稿，幸而《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发现了她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加以修改，一篇一篇地予以发表。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便是发表在该报副刊上。当时她尚未成名，穷得连一件棉袄都穿不起，却能以文字见血见肉，写得真挚动人，令读者肝肠为之震动。副刊的编辑是谁呢？我记不太清楚了，只知道他坐在我今天所站的这栋楼里，拆开信封，抽出稿纸，一目扫过，眼睛便亮起来。

有人把《国际协报》恰如其分地称为“东北作家群的摇篮”，绝不是溢美之词——摇篮的作用，就是让婴儿躺进去，摇着摇着就长大。没有这个摇篮，萧红、白朗诸人或要走更长的弯路，也极有可能就此被埋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哈尔滨的局势十分紧张。日本军队已经开入，枪炮声尚远，而人心已在慌乱之中。社长张复生没有跑，没有躲，坐在大楼的办公室里抽烟写文，题目就是《日本军队能如此侵占东北？》。单从句式看这是个问句，但其语气分明是骂人。文章对马占山及江桥抗战诸将士大力颂扬：称赞他们是好样的，说东北人绝不能跪下。这些话在当时皆属危险之言，但他写了，报纸也登了。可以想见，那几天报纸印出来以后，读者争相购买阅读，看到以后大概要攥紧拳头、怒目横眉。相信换作是我，也必然如此。

日本当局自然不会一直容忍。他们忍到1937年

日本当局自然不会一直容忍。他们忍到1937年，再也忍不下去了。原因很简单：当时这家报纸大量采用外国通讯稿，路透社、美联社、塔斯社的稿件比比皆是，日本人自然认为这是拆自己的台。于是日本人施加压力，找种种借口，最终逼其关门。

《国际协报》就这么停了。二十年的历史，被侵略者很自然、很干脆地掐断了。

我站在靖宇大街283号门口，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这些事。

楼里住户几经更换。前几年，一楼还是五金铺子，卷帘门半开，货架上摆满了管子、螺丝、电线；二楼窗户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知楼内住着何人。

我又在楼前人行道上站了十几分钟，见路人很少。

我又在楼前人行道上站了十几分钟，见路人很少。有位大爷骑三轮车经过，朝我看了眼，没有说话。

没人知道这栋楼的历史。不过，知道了也无妨，大概也就是那样罢了。

我始终觉得，有若干东西是留在这儿的，既不在墙上，也不在牌子上，而是在空气之中。因此，站在这里静立片刻，便真能听见一百年前铅字排版时咔咔的声响，能听见印刷机滚筒转动的嗡嗡声，能听见报童在街口高声叫卖：“看报看报——《国际协报》！”各种声音早已消散，但这栋楼似乎把它们都妥帖地保存着。

风又吹起来了。我竖了竖领子，然后往回走。走了几步，回头看看。楼仍然是那座楼，灰突突的，立在街边，同街边诸物没有丝毫不同——但是，它实际上不一样。

靖宇大街283号是个值得路过的地方。不妨去走

靖宇大街283号是个值得路过的地方。不妨去走一走，不必带什么东西，就站一会儿，自然地想一想那些写文章的人、排版编稿子的人、送报的人，自然地想一想《国际协报》。它虽早已停刊，可是它所刊印的文字至今仍活着——活在各种书籍之中，也活在若干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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