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秋，青海德令哈的县委小礼堂里，灯

1960年初秋，青海德令哈的县委小礼堂里，灯泡昏黄。方才结束的工作汇报会上，几名年轻干部正围着一位左脚微跛、说话带着浓重蒙语口音的中年人打听往事。那人就是德令哈区区长廖永和。被问到“您怎么连汉话都不太利索”时，廖永和微微一笑，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答：“十二年当奴隶，嘴慢了，可心一直在这面红旗上。”屋里骤然安静，年轻人这才知道，眼前的区长有着罕见而曲折的来历。

把时间拨回到1913年。这一年，廖永和出生在皖西金寨的山坳，家里以砍柴、放牛为生。12岁那年，他摸着黑给赤卫队放哨，从此与革命结缘。两年后，他参加红四方面军，在三十一团当传令兵。其人个子不高，却有股子狠劲，冲锋时一马当先，连长看中了他，把他提为班长。不久，他升任30军89师269团二营副营长，年仅24岁。

1936年底，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入祁连。冬夜里，飞雪如刀，弹雨如注，部队被敌人切断退路，只得分三支向南北突围。廖永和跟随李先念等人组成的第二支队，负责接应背后大部。然而在临泽河口的一场激战中，炮弹炸断了他的左小腿骨。鲜血浸透棉裤，他咬紧牙关继续指挥。但当突围队伍甩开堵截、昼夜急行时，他终于支撑不住，倒在雪地里。

战友们想抬他一同撤离，却连木板都找不到。深夜，他含泪吐出一句：“别管我，我一人拖累全队，不行我自己了结！”僵持片刻，营里决定留下年仅18岁的通讯员小何陪护，其他人向西撤离。分别时，枪声尚未停歇，大家匆匆挖了个雪坑，塞满牛骨干粮，叮嘱一定要活下去。

两人困守山洞足足熬了三十多个日夜，最大的敌人

两人困守山洞足足熬了三十多个日夜，最大的敌人不是寒冷，而是饥饿。帐篷里滚烫的融雪水掺进干硬的牛骨渣，说不上滋味，却是命根子。腿伤尚未痊愈，廖永和靠拐杖艰难行动。第五周，附近放牧的哈萨克牧民发现了他们。两人同时落入牧主手中，命运却从此分岔——小何被挑走成了放牧奴，廖永和因伤腿被安排给牧主家的老管家。管家心狠，当夜就掏出匕首要结果他，幸得管家的妻子拦下，这才捡回一条命。

自此，漫长的十二年奴隶生活开始。冬日零下三十度，草原上风似利刃，他裹着破羊皮袄放牧、切草、背水。鞭子抽到身上，结冰的皮肉裂开，流出的血很快成了霜花。逃跑？想过。可一出牧场就是茫茫戈壁，熟路的牧人两天就能追上，不熟地的他不出半天就会渴死。更难的是，他没了汉语环境，与牧人朝夕相处，说的全是蒙语和哈萨克语。日子久了，自己的母语竟被尘封在脑海深处，偶尔梦里才蹦出几句流利的家乡话。可只要抬头仰望夜空，他总在心里默念：“总会有人来找到我，党不会忘了我。”

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的炮声仿佛传遍青海高原。传讯的骑手奔走于牧场，撒下一句句让奴隶们听不懂的“人民解放军来了”。对廖永和而言，“解放”二字格外刺耳，却又充满召唤。他并不确定这支队伍与自己十二年前熟悉的红军是否同根，但隐隐觉得机会来了。

数日后，牧主要去塔尔寺进香，挑了一队奴隶随行，廖永和毛遂自荐。“你一条瘸腿能干啥？”牧主狐疑。“我会赶骆驼，路熟。”廖永和蒙语说得比大多数牧工还顺溜，反而降低了对方戒心。队伍途经湟中，县城里彩旗招展、人山人海，正举行新政权的群众大会。他远远看到高高飘扬的镰刀锤头旗，胸口一热，竟有些恍惚。

大会散场那一刻，他不顾左右，大步挤进人群，按

大会散场那一刻，他不顾左右，大步挤进人群，按住一名身着军装的干部，嘴里蹦出断续的汉语：“我是……红军……营长……廖永和，要找党！”这番话震得对方愣住。那位干部正是新任湟中县委书记尚志田。尚志田见来者满脸风霜、身披羊皮坎肩，且汉语蹩脚，不敢贸然表态，只能先安抚，后请翻译沟通。核对下来，廖永和的讲述同西路军败退时间、地点吻合，不过他拿不出任何书面证明，也说不出仍在军中的具体联系人。尚志田进退维谷，只好派人把他送往西北军政委员会。

几天后，兰州接待室里，他第一次面对时任青海分区负责人廖汉生。两人同姓，这本是份巧合。廖汉生耐心听完自述，多方比对后仍觉凭证不足，便婉言拒绝：“老乡，组织上要对革命队伍负责，没有确凿依据，我们也为难。”听罢，廖永和木然站起，蹒跚着走到门口，自言自语：“找了这么多年，党不认我，还得回去给人牵马吗？”语气平静，像祈祷又像诀别。

这句话击中了在场众人的心。分区机关里，不少人听说过西路军失散将士的艰辛，也知道他们大多已客死他乡。廖汉生沉思许久，拍板先让这名同乡进入省青年干部训练班，一边学习一边再核实。消息传来，廖永和当场落泪，连连点头：“给我时间，同志们，我一定把所有情况都记起来。”

训练班的生活与他记忆里的军营相差不大：晨曦号角、晚间学习、共同劳动。不同的是，现在吃饱有菜，穿衣有人发，他再不用忍受皮鞭。更重要的，是那一本崭新的《论联合政府》，帮他重新拾起遗忘的汉字。每到夜深，他用颤抖的手在练习本上写下两个字——“西路”，又划掉，再写“三十军”，然后一遍遍练习自己的姓名。

艰难的身份调查同步展开。西北野战军成立审查小

艰难的身份调查同步展开。西北野战军成立审查小组，通过口口相传的老战友线索，最终在1950年初找到了当年三十军参谋长李特生留存的花名册。269团二营确有廖永和，其职务正是副营长。并且，李特生回忆起突围当夜“廖腿部中弹，叫我们别管他”的细节，完全吻合。尘封十二年的档案至此被揭开，审查组给了结论：“身份属实，政治立场坚定，表现积极，予以恢复党籍，按资历安排工作。”

1950年6月，任命文件下达：廖永和出任都兰县德令哈区区长。那一年，他37岁，穿着发白的军大衣踏上吉普车，开往沙尘滚滚的戈壁新城。对他来说，官衔轻如鸿毛，真正让他热血翻涌的，是肩头再度扛起的红色使命。此后数年，他带队修渠、建校、平整盐碱地，奔波于牧点和戈壁间。因为精通蒙语、哈萨克语，他成了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当地老人见到他都乐呵呵喊一声“廖巴图”（勇士）。

有人问他，这十二年的奴役生活可曾后悔当年没跟着大部队突围？他摇头：“枪打在腿上没办法，但心没离开过队伍。只要命还在，总有回来的那天。”这话听来平淡，却能让每个老兵动容。

晚年里，廖永和习惯半跪在土坯屋门口，手扶拐杖，看着远处的祁连雪峰。那片山脉见证过他的伤痛，也见证了他对信念的死守。1979年，他因积劳成疾去世，终年66岁。按照遗愿，家人为他披上那件修补无数次的羊皮坎肩，随同他的老式军帽，一并埋进了德令哈荒漠边缘的小丘上。

至此，一位三十军旧将、一名十二年奴隶，在共和

至此，一位三十军旧将、一名十二年奴隶，在共和国的土地上画下了句号。他的故事被部队整理后，流传在青海兵站之间，成为老兵们茶余饭后的低声絮语。有人感慨：战火散尽，信念不灭；纵使流年剥皮抽骨，心头那面红旗也从未褪色。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1960年初秋，青海德令哈的县委小礼堂里，灯

1960年初秋，青海德令哈的县委小礼堂里，灯泡昏黄。方才结束的工作汇报会上，几名年轻干部正围着一位左脚微跛、说话带着浓重蒙语口音的中年人打听往事。那人就是德令哈区区长廖永和。被问到“您怎么连汉话都不太利索”时，廖永和微微一笑，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答：“十二年当奴隶，嘴慢了，可心一直在这面红旗上。”屋里骤然安静，年轻人这才知道，眼前的区长有着罕见而曲折的来历。

把时间拨回到1913年。这一年，廖永和出生在皖西金寨的山坳，家里以砍柴、放牛为生。12岁那年，他摸着黑给赤卫队放哨，从此与革命结缘。两年后，他参加红四方面军，在三十一团当传令兵。其人个子不高，却有股子狠劲，冲锋时一马当先，连长看中了他，把他提为班长。不久，他升任30军89师269团二营副营长，年仅24岁。

1936年底，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入祁连。冬夜里，飞雪如刀，弹雨如注，部队被敌人切断退路，只得分三支向南北突围。廖永和跟随李先念等人组成的第二支队，负责接应背后大部。然而在临泽河口的一场激战中，炮弹炸断了他的左小腿骨。鲜血浸透棉裤，他咬紧牙关继续指挥。但当突围队伍甩开堵截、昼夜急行时，他终于支撑不住，倒在雪地里。

战友们想抬他一同撤离，却连木板都找不到。深夜，他含泪吐出一句：“别管我，我一人拖累全队，不行我自己了结！”僵持片刻，营里决定留下年仅18岁的通讯员小何陪护，其他人向西撤离。分别时，枪声尚未停歇，大家匆匆挖了个雪坑，塞满牛骨干粮，叮嘱一定要活下去。

两人困守山洞足足熬了三十多个日夜，最大的敌人

两人困守山洞足足熬了三十多个日夜，最大的敌人不是寒冷，而是饥饿。帐篷里滚烫的融雪水掺进干硬的牛骨渣，说不上滋味，却是命根子。腿伤尚未痊愈，廖永和靠拐杖艰难行动。第五周，附近放牧的哈萨克牧民发现了他们。两人同时落入牧主手中，命运却从此分岔——小何被挑走成了放牧奴，廖永和因伤腿被安排给牧主家的老管家。管家心狠，当夜就掏出匕首要结果他，幸得管家的妻子拦下，这才捡回一条命。

自此，漫长的十二年奴隶生活开始。冬日零下三十度，草原上风似利刃，他裹着破羊皮袄放牧、切草、背水。鞭子抽到身上，结冰的皮肉裂开，流出的血很快成了霜花。逃跑？想过。可一出牧场就是茫茫戈壁，熟路的牧人两天就能追上，不熟地的他不出半天就会渴死。更难的是，他没了汉语环境，与牧人朝夕相处，说的全是蒙语和哈萨克语。日子久了，自己的母语竟被尘封在脑海深处，偶尔梦里才蹦出几句流利的家乡话。可只要抬头仰望夜空，他总在心里默念：“总会有人来找到我，党不会忘了我。”

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的炮声仿佛传遍青海高原。传讯的骑手奔走于牧场，撒下一句句让奴隶们听不懂的“人民解放军来了”。对廖永和而言，“解放”二字格外刺耳，却又充满召唤。他并不确定这支队伍与自己十二年前熟悉的红军是否同根，但隐隐觉得机会来了。

数日后，牧主要去塔尔寺进香，挑了一队奴隶随行，廖永和毛遂自荐。“你一条瘸腿能干啥？”牧主狐疑。“我会赶骆驼，路熟。”廖永和蒙语说得比大多数牧工还顺溜，反而降低了对方戒心。队伍途经湟中，县城里彩旗招展、人山人海，正举行新政权的群众大会。他远远看到高高飘扬的镰刀锤头旗，胸口一热，竟有些恍惚。

大会散场那一刻，他不顾左右，大步挤进人群，按

大会散场那一刻，他不顾左右，大步挤进人群，按住一名身着军装的干部，嘴里蹦出断续的汉语：“我是……红军……营长……廖永和，要找党！”这番话震得对方愣住。那位干部正是新任湟中县委书记尚志田。尚志田见来者满脸风霜、身披羊皮坎肩，且汉语蹩脚，不敢贸然表态，只能先安抚，后请翻译沟通。核对下来，廖永和的讲述同西路军败退时间、地点吻合，不过他拿不出任何书面证明，也说不出仍在军中的具体联系人。尚志田进退维谷，只好派人把他送往西北军政委员会。

几天后，兰州接待室里，他第一次面对时任青海分区负责人廖汉生。两人同姓，这本是份巧合。廖汉生耐心听完自述，多方比对后仍觉凭证不足，便婉言拒绝：“老乡，组织上要对革命队伍负责，没有确凿依据，我们也为难。”听罢，廖永和木然站起，蹒跚着走到门口，自言自语：“找了这么多年，党不认我，还得回去给人牵马吗？”语气平静，像祈祷又像诀别。

这句话击中了在场众人的心。分区机关里，不少人听说过西路军失散将士的艰辛，也知道他们大多已客死他乡。廖汉生沉思许久，拍板先让这名同乡进入省青年干部训练班，一边学习一边再核实。消息传来，廖永和当场落泪，连连点头：“给我时间，同志们，我一定把所有情况都记起来。”

训练班的生活与他记忆里的军营相差不大：晨曦号角、晚间学习、共同劳动。不同的是，现在吃饱有菜，穿衣有人发，他再不用忍受皮鞭。更重要的，是那一本崭新的《论联合政府》，帮他重新拾起遗忘的汉字。每到夜深，他用颤抖的手在练习本上写下两个字——“西路”，又划掉，再写“三十军”，然后一遍遍练习自己的姓名。

艰难的身份调查同步展开。西北野战军成立审查小

艰难的身份调查同步展开。西北野战军成立审查小组，通过口口相传的老战友线索，最终在1950年初找到了当年三十军参谋长李特生留存的花名册。269团二营确有廖永和，其职务正是副营长。并且，李特生回忆起突围当夜“廖腿部中弹，叫我们别管他”的细节，完全吻合。尘封十二年的档案至此被揭开，审查组给了结论：“身份属实，政治立场坚定，表现积极，予以恢复党籍，按资历安排工作。”

1950年6月，任命文件下达：廖永和出任都兰县德令哈区区长。那一年，他37岁，穿着发白的军大衣踏上吉普车，开往沙尘滚滚的戈壁新城。对他来说，官衔轻如鸿毛，真正让他热血翻涌的，是肩头再度扛起的红色使命。此后数年，他带队修渠、建校、平整盐碱地，奔波于牧点和戈壁间。因为精通蒙语、哈萨克语，他成了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当地老人见到他都乐呵呵喊一声“廖巴图”（勇士）。

有人问他，这十二年的奴役生活可曾后悔当年没跟着大部队突围？他摇头：“枪打在腿上没办法，但心没离开过队伍。只要命还在，总有回来的那天。”这话听来平淡，却能让每个老兵动容。

晚年里，廖永和习惯半跪在土坯屋门口，手扶拐杖，看着远处的祁连雪峰。那片山脉见证过他的伤痛，也见证了他对信念的死守。1979年，他因积劳成疾去世，终年66岁。按照遗愿，家人为他披上那件修补无数次的羊皮坎肩，随同他的老式军帽，一并埋进了德令哈荒漠边缘的小丘上。

至此，一位三十军旧将、一名十二年奴隶，在共和

至此，一位三十军旧将、一名十二年奴隶，在共和国的土地上画下了句号。他的故事被部队整理后，流传在青海兵站之间，成为老兵们茶余饭后的低声絮语。有人感慨：战火散尽，信念不灭；纵使流年剥皮抽骨，心头那面红旗也从未褪色。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